我今年86岁，老家在商洛山区的商县，生于旧社会，成长于新中国。儿时的我，在旧中国“黎明前的黑暗”中度过。隐约记得，当时兵荒马乱，匪患盛行，经济一团糟，物价飞涨，钱不值钱，昨天能买一斗米的金圆券，今天就只能买一升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，三天两头把革命志士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；城西的乱葬坟中，不时多出几座新坟，又活埋了革命人士。国民党极力宣传共产党“共产共妻”，杀人不眨眼，多么可怕。天天给百姓派款征物，摊差拉夫，修筑工事，以防解放军的进攻，就连我十几岁的娃娃也难幸免，被迫上山修筑工事，好一座凤凰山硬是没了山头，被开出一道豁口，群众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。解放军挑逗性地只开了几枪，国民党炮火齐开 ，乱放一通，慌作一团。1949年上半年的一天，一听说西安解放，商县的国民党军队慌了手脚，见大势已去，兵败如山倒，经过一番烧杀抢掠之后，连夜向南逃窜，一夜功夫就没了踪影，所筑工事一点也没派上用场。

“解放军进城，欢迎放炮﹗不进民房，大家不要害怕﹗”，一个人敲着锣吆嚯着从正街走过。没等不久，一街两行响起来欢迎的爆竹声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，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进东门出西门穿城而过，宣告了商县的解放。看到解放军衣着朴素、面色和善、夜晚在城外露宿、不打扰百姓，大家才都放下心来。第二天，解放军里我家一个亲戚找上门来，给我们讲解了党的政策，解放军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并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，我们感到分外亲切，十分新颖，国民党完全是胡说霸道。随后多天接受了更多的宣传教育，我在困惑迷茫中，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，人民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，感到共产党真好，解放军真好。

解放时我刚十三四岁，接着上了初中，受到了更加系统的教育。知道共产党完全是为了人民，使人民过上好日子；为了国家，推翻三座大山，使国家独立富强，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多少仁人志士，为了革命，抛头颅，洒献血，前赴后继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，浴血奋斗已二十多年，觉得共产党真伟大，共产党员真伟大，革命太不容易，我从心底里完全赞同党的主张。我是带着对旧社会的深刻印象进入新社会的。在我刚刚懂事，开始认识事物，认识世界，渴求知识的时候，接受了党的教育，受到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，从而形成了我的人生观，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，决心跟党走。

在学校组织下，我们成立了学生会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。还组建了秧歌队、歌咏队和剧团，配合宣传活动，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，并是一定的组织者，随后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。1950年5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我的进步和成长，是党的教育和关怀的结果，特别是驻校政工干部对我有直接影响，从他们身上我不但学习了先进思想，而且也学到了好的工作方法，终生受用。

当时商县中学只有几名共产党员，主要是上派的正副校长和几名政工干部，只是一个支部，还没有学生党员。1952年上初三的那年，学校党组织动员我入党，在我的眼里，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标准很高，甚至高不可攀，从无和自己相联系，自己也毫无思想准备，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，很不够格，于是就如实向党组织反映了我的思想，结果据说以“觉悟不高”被搁置。此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和学习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切工作都吃苦在前，尽量起模范带头作用，为入党创造条件。在中学6年时间里，我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和主席5年半，最后半年因要考大学才予以解脱。还以商县学生代表身份先后两次参加了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，破天荒地行使了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权利。也参加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，被选为执行委员。关于入党问题，过后我想，当时确实觉悟不高，认识上，理论和实际脱节，行动上，缺乏及早担当共产党员重任的自觉和主动。后经主动申请，1955年5月高中快要毕业时，经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张波涛和支委兼团总支书记顾天法同志介绍，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党的一员，我深知入党不仅是光荣，而等待我的是更加繁重和艰巨的任务，是要做出更大的付出和牺牲乃至生命，是要为实现党的宗旨而奋斗终生。

今年是我党建党100周年，我入党也已66年。我目睹了旧社会末期的“腐败、贫瘠、混乱和残酷”；几乎见证了新中国“站起来、富起来和强起来”的全过程；看着党的承诺一一兑现，党的目标逐步实现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泰民安，国家富强日益攀升；昔日的“东亚病夫”，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，举足轻重，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；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“居高临下”的说教，敢理直气壮地说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﹗”，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，敢底气十足地说“你们这个老毛病应该改一改了﹗”。看到这些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喜悦。在革命先烈面前，我渺小至极，在老革命面前，我小小不言，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，对党的初始认识和入党经过永远难忘，回顾那段历史饶有趣味，也是一种享受。